得失之于土地

　　国民经济“三季报”读出了经济企稳信号，但细品一些指标不难发现丝丝隐忧。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10.2%，比上半年加快5.8个百分点；此前国土部的数据显示，基础设施等用地供应36.1%的增速远超总体建设用地的供应增速（9.2%）。

　　这两项走势正相关的数据显示，一些学者对于新一轮“铁公基”引发投资过热的担忧不无道理。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除了财政、货币等一般性政策手段外，土地的腾挪效应亦不容忽视。从2001年播下“招拍挂”土地出让的种子（国务院通知要求“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方式提供”）算起，市场化和资本化之后的土地要素在宏观调控中的权重日益提升。“输血”实体经济、盘活存量资源、透明阳光操作（避免协议出让中的种种不公和腐败），土地领域改革之于国民经济的裨益不再赘述。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是硬币的另一面，即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也可能会放大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近日称，地方政府收入过于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与城市扩张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城市建设过于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这种高度依赖土地的增长方式，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银行金融风险，也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如今在一些地方，土地已然成为融资之母、招商之母、GDP之母。相比于传统的信贷银根，土地事实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杠杆——地根。刘守英即表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已形成“土地抵押—获取贷款—土地收储—土地抵押”循环。根据审计署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的10.62%用于土地收储，达到10208.83亿元。

　　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拍地回暖现象值得警惕，久违的高溢价率在抬高土地成本的同时，也在刺激着银行的“放贷冲动”，更是在地方政府身上扎了一针“安慰剂”。土地调控如同走平衡木，应该通向的是去杠杆化、去土地财政化的转型新路，而非坐地生钱、寅吃卯粮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