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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城邦出版集团是个不折不扣的杂志和图书出版王国，旗下拥有数十种杂志，横跨财经、网络、女性、计算机、理财、家居、漫画等等；还拥有三十余家出版品牌，每年出版一千多种新书，营销品种近万。
台湾人平均每人每年都会购买一种以上城邦集团出版的图书或者杂志。
这个庞大的出版集团二十多年前由何飞鹏一手创办。1987年，何飞鹏创办台湾《商业周刊》，1995年创办《PC HOME》杂志，同年成立城邦出版集团。此后城邦集团一路发展壮大，2001年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以25亿新台币整体收购城邦集团及计算机家庭出版集团。何飞鹏从创业者变为CEO。
何飞鹏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创业冒险，先是在年轻时搞了两次“半投入”的创业行动，都以失败告终；1987年全力创办《商业周刊》，很快深陷长达8年的“创业地狱”，行至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时，何飞鹏完成了顿悟和悔改；此后何脱胎换骨，涉足出版行业，城邦集团一路开疆辟土，他还进行其他种种投资，再未有大的失误。
两次失败的创业
何飞鹏的父母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何家曾经是南京有名的大富豪，迁居台湾时财产在运往码头的路上被几路劫匪洗劫一空。赴台湾后父亲继续了一连串的创业冒险，最后以令人窒息的结局收场。何飞鹏6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后，妈妈独立抚养8个兄弟姐妹。何家前后经济境况相差很大，但何母非同寻常地坦然和不抱怨。何飞鹏说：“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公平，上半生她过了最奢华的少奶奶生活，现在辛苦求活是应该的。”
“那段时间很困难，我妈妈会做衣服，她做好了会跟我讲，你把这个衣服送去村口的李妈妈那里，收30块钱，完了你就用这30块钱买点菜买点米回来。我送到之后，李妈妈说，衣服很好，可现在手头不方便，过一阵子再给你。那时候台湾经济都不是很好。我妈妈看我回去没买米没买菜，我说李妈妈最近手头不方便，每次她没等我讲完话掉头就走了。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她很难过，可是不愿意在我面前流泪，她躲起来哭，哭完了再去隔壁家借碗米。”
“我认为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最好的妈妈，我所有好的基因好的品行都是她传给我的。”
父亲的极度不安分和母亲的极度坚韧相结合，让何飞鹏很早就进行创业实践。在政治大学念书的时候，台湾政府在小区中推广小型超市，何家全家合作创办了“合家欢小型商店”。何飞鹏主要经手管理，半年之后这家商店就开始处于窘境，一家人投入了数不清的金钱和许多人的青春，最后转租给别人，立刻开始赚钱。
1978年何飞鹏进入《工商时报》工作，他兴致高昂，全力以赴。第一天出去采访，他8点就出门，骑着摩托车，一天就拜访了8个单位，除了中午在路边摊吃碗面，压根没有休息。何飞鹏不喜欢穿雨衣，他的衣服干了又湿，采访对象看见他吓一跳，每个人都说：“没见过这么认真的记者。”
每天何飞鹏都把台湾《经济日报》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工作两个月后，何飞鹏就从最不重要的采访路线，一路转换到最重要的采访路线。后来何飞鹏进入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成为财经新闻的主管，直到1986年离开。
1979年，何飞鹏一边在台湾《工商时报》工作，一边创办了小区报纸《阳明山周刊》。姐姐姐夫们又拿出钱来让他创业。经过前3个月的兴奋期之后，《阳明山周刊》又变成何飞鹏的痛苦。
面对困难，何飞鹏性格的弱点完全暴露，他开始逃避、退却、自我欺骗，给自己找到了一贴完全不用负责任的药方：努力上班，在《工商时报》拼命工作，多赚点钱，来弥补《阳明山周刊》的开支。
一年后《阳明山周刊》关门，何飞鹏始终没有计算这第二个“创业玩具”总共花了多少钱，直觉估计几百万跑不掉。
创办《商业周刊》
1986年10月，台湾宣布开放“党禁”和“报禁”；第二年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每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
何飞鹏意识到，财经、商业的巨变即将从资金的自由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这种变动已经不够，商业周刊的时代到来了。当年6月底，何飞鹏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他筹集了1200万元新台币资金。
像所有的创业一样，初期的感觉苦不堪言，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何飞鹏经常清晨提着早点回家，吃了才睡觉。不过一年下来1200万元新台币全部赔光，只好增资。
第一次增资很容易，所有人都看到团队的努力，股东们都继续增资，何飞鹏拿到了第二个1200万元新台币。增资的同时何飞鹏认为，之前失败最大的原因是编辑部缺乏有能力的好手，他自己训练的新记者没办法提供足够精彩的内容，于是他招兵买马，组成强大的团队。事与愿违，周刊质量和内容并没有提升，内部团结反而成了问题，能人与能人、新人和老人之间矛盾重重，何飞鹏不愿直接裁处，想维持表面和平，结果忙乱不堪。
第二年没有因为增资而趋于稳定，反而陷入新的危机；
一年过去，第二个1200万又已经见底。第三次募资，何飞鹏和团队学乖了，决定加一倍增资2400万新台币，以免一下子又赔光了。大部分老股东都决定放弃，何飞鹏只好引入新股东，谁愿意投资，都举双手欢迎。
这时候杂志已经很难留住员工，老人走光了，新人进入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团队，很快就离开。营运一直没有改善，何飞鹏仍然没有直面自身，又开始逃避退让。此时他认为《商业周刊》需要长期抗战，每个月平均都得赔100万左右新台币，这个亏损数字无法降低，因此杂志需要开拓其他业务以弥补亏损。
他开始不务正业，《商业周刊》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代人编辑刊物、帮广告客户代办公关活动、替电视台做节目等等。这些事虽然对财务有一些帮助，但都做不长久。
虽然何飞鹏非常拼命，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但第三年底，2400万新台币又告罄了。这是《商业周刊》最悲惨的日子。再度增资是必然的，只是所有的股东都认为经营团队是骗子。周刊计划再次增资2400万元，只好分几次艰难完成。所有的新股东进来，何飞鹏内心都觉得是骗人上当，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握能够做成功。
极度艰难绝望之时，何飞鹏反省的目光投射到自己身上。过去遇到困难，他觉得要用增资换取时间，以改变营运结果，现在增资无门，一定要用别的方法才能自救，改变是《商业周刊》唯一的出路。
这时候何飞鹏遇到前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负责人石滋宜博士，聊天时石说：“什么是笨？就是老用同样的方法做事，却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
一语惊醒梦中人。过去4年，何飞鹏经营《商业周刊》失败，正好是这句话的注解。每次他都积极地从外在因素寻找原因，或者消极地认为状况不可改变，必须要早增资，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时候他蓦然发现：最有问题的其实正是自己！
他开始闭门思过，决心自我改变，不能再期待增资，要立即从内部改善找到答案。他决定彻底瘦身、彻底检视所有成果，把开支减到最低，最好立即能收支平衡，不能的话也要让亏损降低，勒紧裤腰带求生存。
至于他自己，检讨的事情就更多了，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专业能力等等，没有一项够格，每一项都得重新学习。何飞鹏尝试快速改变，但是改变的速度抵不过营运上的快速沉没。市场上不断传言《商业周刊》随时可能倒闭，广告客户不断反悔临时抽退，销售人员每天辟谣都来不及。
态度转变之后的何飞鹏决定正面应对。他要求业务人员面向客户坦承《商业周刊》遇到的困难，但也要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存活了5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撑下去，决不放弃。”
改变非一步完成且非一时之间就可奏效，资金上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由于决定不再增资，周刊只好四处借钱辗转腾挪苦苦支撑。最为困窘的时候，何飞鹏几次动用太太仅有的几十万保命钱。一次，何飞鹏又给老婆打电话，要求动用她的保命钱――之前不久他才对妻子发誓绝不再做这样的事。老婆当然无法拒绝，何飞鹏开车到她楼下，妻子站在廊下等他，手上捧着牛皮纸袋。何飞鹏开车靠近，摇下车窗，她把纸袋丢进车里，转身就走。何飞鹏坐在车里，10分钟无法开车。“一个大男人，怎么做这种让自己女人伤心欲绝的事？”
这种惊险万状腾挪资金的日子过了两三年。现在何飞鹏已经记不清楚到底借了多少钱，“5000万总是有的。”
1994年9月何飞鹏出版了《一九九五闰八月》，4个月之内卖了30万册，赚了近3000万新台币，注入到《商业周刊》，其财务窘境开始纾解。
其实经过三四年的内部结构调整，《商业周刊》的日常运作早已正常化，财务状况改变之后，杂志面貌彻底改观。何飞鹏的创业生涯也从此逆转，他终于逃出创业的“地狱门”。
何飞鹏口述
我最难以忍受的是别人给我设很多条条框框，创业之初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我用自己的性格去对待我的员工，可是我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能自主。当我说不用打卡的时候，有人就会偷鸡摸狗。我觉得他们应该很自主，为什么还要我来管理他们呢？我不愿意被约束，可是我必须要去约束别人，这个我内心还有个挣扎。当我成为成功创业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容易设计出很精准的条条框框，要求我的同仁遵守。
还有一些性格因素，比如我对金钱没有太强烈的渴望，有些事情可以赚到100块，赚到50块我就很满意。这个也不行。我很讨厌满身铜臭的人，以金钱为最大价值的人，可是我创业之后发现如果没有这个逻辑根本不行。所以我只好一定程度修正我的个性。
办《商业周刊》第四年以后就很煎熬，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