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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将会获得重大突破？
王如松：此前，十八大已经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除此之外，还要有实际行动与举措。当前，雾霾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都要求我们要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然缺乏市场机制，环境保护工作依然基本依靠政府，这样肯定是不够的，应该让群众和民营企业更多地参与进来。
《中国科学报》：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应该如何进行？
王如松：生态红线就是要把自然保护空间和生产空间明确划分开来。一方面，要完善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需要不断探索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在城乡建设中，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中国科学报》：建设生态文明，目前面临哪些主要的困难？
王如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能源、资源消耗比较大，污染情况比较严重。与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生态意识与知识较少，均有待提高。摸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面临着观念问题、体制问题和科学技术问题。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有观念的更新、技术的创新和制度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