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联盟

面对当今“一超二强”的实力对比，中俄（二强）联手对美国（一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欧洲整合未取得预期成果，欧洲目前尚无法构成一极，因此，“一超二强”三极互动决定当今世界事务的状况或将持续几十年，而“中俄二强”联手对“美国一超”的状态也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管中俄联盟是否存在争议，中俄的共同利益已经迫使两者坚定的走到一起。而且，由中俄联手否决西方操纵的涉叙议案来看，中俄联手具有强大威力，西方暴跳如雷、污言秽语（赖斯的“恶心说”已近乎撒泼）也无法令中俄改变态度，安理会由西方谋求霸权的场所正转变成为中俄联手反霸的舞台。

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这两个庞大的国家却成为了“邻居”。关于俄罗

斯，很多中国人的印象包括了“苏联老大哥”这一亲切的称呼。而早在20世纪初，曾经的苏联就和中国关系很紧密。国父孙中山就曾提出过“联俄联共”的口号。而在中国漫长的反帝反封建社会变革中，苏联曾充当过中国“老师”的角色。无论在二战时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帮助中国重建工业，苏联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赢得了主动，对营造我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与周边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放弃“不结盟”政策， 会破坏我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弹。而且走结盟之路必须让渡部分主权，一定程度上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并且可能被迫卷入一些不应卷入的国际争端。要在同盟关系中掌握主导权，还要付出比其他盟友更大的代价，承担我力所不及的国际责任。而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则有利于我更加广泛地团结世界多数国家，更加纵横捭阖地进行国际关系运筹。

必须考虑到，要结成能够对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安全环境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军事政治同盟，必须有战略利益、战略理念、战略取向相近的大国参与，否则无异于自寻孤立。目前看，在各大国中大概只能是俄罗斯。 但是由于其国内亲西方势力比较强大，俄高层和精英层未必能够就结盟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而且仅仅中俄结成同盟分量远远不够，还必须拉上一些中小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中俄结盟必然催生新的两极世界格局，很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我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在这种两极格局中，中俄即使再拉上几个、十几个中小国家，也只能组成一个弱极；而美国依托北约、美日同盟等同盟关系，很容易组成比较强大的一极。这种强弱不对称的两极格局，将置我于极其被动不利的境地。因此，只要国际战略格局不发生实质性变化，只要国家安全不面临严重威胁，我即不应与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结成军事政治同盟，上合组织也不应向军事政治集团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结盟与否只能是因时因势因利而适时调整的博弈方略。国际形势的发展不排除某些大

国对我实施“强力围堵”的可能性。我面临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战略任务，一旦被迫对台动武，存在外部军事介入的极大可能。对方以集团力量对我，我亦不能单打独斗。为了将来一旦出现这种危机事态时避免陷入国际孤立，不能不从现在起就为将来需要时结盟奠定必要的基础。

此外，还应注意不要伤害希望与我结盟的国家和人士发展对华关系的热情。我不能以简单的拒绝伤害其友好感情。宜从时代潮流、国际格局、国家战略利益等方面开展入情入理的解释工作，务必使其明白：建立军事政治同盟既不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也无助于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并且可能严重恶化自身的发展环境；我不与其结盟并非不重视与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同样可以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共同安全与发展。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联盟”

近期，关于中俄(结)联盟的声音，在媒体上时有反映，这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中俄两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战略压力。也有人根据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的提法，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结盟的构想违背了这一政策。

这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不结（联）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参加尼赫鲁、铁托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的也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对这项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邓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尼赫鲁的所谓“不结盟”比较，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结盟”。至于邓小平说“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其意思也并不是说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更没有中国“永远不结盟”的意思，只是说不与当时的“它们”即苏联集团或美国集团结盟。邓小平同志当然明白，结盟与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是不能随便放弃的。至于是否需要结盟或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中国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这样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的表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不然，就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以及1961年签订且至今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及建立其上的中朝关系的合理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二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国初不与苏联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成较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因此，在美国已挥师来到太平洋并明确宣布“重返东亚”的时候，我们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和“永远不结盟”承诺。

二、中俄（结）联盟是为了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

结盟权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限定。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目前远东和平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等战胜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其目的是防止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复

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仍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宣称“重返东亚”的美国已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为了阻止这种倾向的加剧，中俄有必要将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为紧密的战略盟友关系推进，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在捍卫雅尔塔法律体系赋予本国——比如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国以共同维护二战后由三国在雅尔塔条约中确立的远东和平格局。

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开始，与当时日美同盟一样，中苏结盟是针对“冷战”，而冷战却不是发生在雅尔塔框架外的行为，只是在雅尔塔法律框架下的战胜国内部利益的调整，其各方诉求并没有超出雅尔塔格局。比如说，美国和日本、苏联和中国已结成战略盟友，但美国在北方四岛上不排斥苏联占领，苏联在冲绳问题上不排斥美国占领，而苏联和美国均在台湾问题上承认中国主权。因为这些领土归属都是由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规定的。在欧洲地区，美苏的冷战最初也没有破坏雅尔塔格局，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联手将英法赶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美国只是与欧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声援，甚至在苏联军队开入这两国时也没有直接的物质乃至军事支援。

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雅尔塔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原本是“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失控：苏联要将美国全面赶出印度洋。这迫使美国在里根时期下决心退出并放弃雅尔塔格局。此后，美国直接支持波兰动乱，逼使苏联放弃华约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