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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只有家里有3岁以下的小孩或者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凭票购奶，成年人是很难喝到牛奶的。”张福平说，“取奶的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有瓷瓶的，也有拿自己家里的杯子的，还有很多人拿着输液的葡萄糖瓶子。”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牛奶供应短缺的状况也没有立即改变。张福平说，牛奶公司当时被迫推出了红、蓝、白三种取奶票，婴儿用奶户发红票，凭医院的新生儿出生证明办理手续，且规定了两周岁以下的婴儿每日供奶一斤半，两周岁以上的每日一斤的标准量；重病人用奶户发放蓝票，凭医院的诊断证明，每日供应牛奶半斤；老年人订奶户发放白票，适当月奶源情况逐月确定供应天数和瓶数，一般情况也仅仅是月供20天，每日半斤。
甚至在198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出台如何缓解吃奶难的政策，决定全市统一实行“三保一代”的牛奶供应办法。即：在限量供应的前提下鲜牛奶订户只保证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重病人和外宾人士，对一般的订奶户，全部停止供应鲜牛奶，采用强化奶粉替代。
■告别喝奶难进入“小康时代”
张福平说，改革开放之后，通过接受国际援助和财政支持，引进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与国际大公司合作，在郊区建立了一批奶牛养殖基地和乳品厂，北京奶业有了迅速发展，北京市民也告别了“喝奶难”的年代。
“当时，北京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牛头运动’，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的要求，使得奶牛头数快速增长，1983年，全市奶牛达到33646头。” 张福平说，1984年，随着养牛业的发展和国际奶类项目的实施，北京牛奶实现了敞开供应，这是这一阶段的突出亮点。
这一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事件，三元集团牛奶公司投资180万元，引进了法国百利包公司的软包装牛奶灌装机，替代瓶装生产线。至此，京城百姓饮用牛奶彻底告别了瓶时代，北京市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生产软包装鲜牛奶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牛奶品种也逐渐丰富起来，巴氏奶、超高温奶、花色酸奶、奶酪、无水冰激凌、宫廷奶点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阶段，牛奶配送也告别了“布褡裢”时代，开始建立专业化的配送体系。在三元老职工的记忆里，最开始，送奶工人们自己用铁管焊成加长大自行车，车把比现在的长一倍，车身比现在的长三尺，层层布褡裢挂满车身前后和送奶工的身上，每个布褡裢上都有数十个口袋用来装牛奶。1980年，三元集团牛奶公司组建专业送奶服务社，开展送奶到户服务，北京的供奶点以每年50至60个的增长速度开始在城市广泛分布，市民喝奶变得越来越方便。
■喝奶要喝“放心奶”
张福平说，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通过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三元进行国企改革，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三元的品牌和影响力逐步体现出来。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三元集团打造的与国际接轨的“从种源到餐桌”的安全监督管理模式以及自有的包括育种、奶牛养殖、饲料、乳品加工、配送在内的国内首条现代化奶业产业链集群，给三元的发展带了难得的机遇。
在奶源方面，三元集团养殖场的牛群早已告别了昔日的木栏土墙，纷纷住进了“牛公馆”。在红顶白墙的现代化别墅里，每头牛都有单元面积高达95平方米的“标间”，“标间”内为每头牛配有木板和塑胶两张“卧床”，床边摆放的恒温饮水槽供牛随时饮用。屋内装有冷热空调，多个摄像头会即时把牛的生活场景传送到中央控制室。地面上的巨大箩筐则摆放着为它们按照以色列配方配制的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