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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8日,三鹿集团“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获得 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半年多以后,“三鹿”奶粉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马大龙拿“三鹿” 当反面教材,建议应适当延长科技奖励评奖周期。(3月9日南方都市报)
实际上,三鹿奶粉出现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于它是否评过国家科技进步奖,而是生产经营者丧失了应有的责任感。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曾是获得达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产品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却值得我们深思。这种事情的出现，颇有点戏剧色彩，科技进步奖也有点“中国牙防组的味道”。
一个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被称之为民族食品品牌国有大型企业，一个产品可以是国家免检的企业，其企业的当家人也是得过无数荣誉的先进人物，偏偏对中国食品工业具有颠覆的事件就出在这样一个曾让人炫目的明星企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在三鹿奶粉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行业管理的主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还有地方政府曾是那样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现在呢，好象一切都变了，三鹿已经变成了一个谁也怕沾上边的“三聚氰胺”。当然，如果三鹿没有出现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也许其依然是各方面都力捧的“民族品牌”，也依然还是“国家免检产品”。
出现三鹿事件，其实是是偶然中的必然。当公共管理总是与部门的利益（收费管理 ）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公权与某种利益就会自然而然的结成同盟，就会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这次食品安全事故不是因为中央的雷霆问责，彻查事情的真相，那么还是靠有关部门去处理，结果可能就会在许多“潜规则”中获得另外一种结果。
如果说造成三聚氰胺的恶果是企业缺乏应有的责任和诚信所致，那么其背后的推手还会少吗？我们的媒体是怎样宣传的？科技进步奖是怎么得来的？国家免检又是怎样取得的？当事情被发现之后又是谁给了三鹿隐瞒真相的胆量？那么这些责任又必须有由谁来承担？在事情处理过后，有些人反思的不是如何从要本上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把目标转向了明星代言，其实又关明星什么事？有人用扑克牌赌博，扑克牌的生产商有责任吗？
因此，三鹿奶粉事件，难堪的不仅是这个曾是红红火火的国企的难堪，更是我们相关职能部门的难堪，是一种缺乏责任的浮躁的难堪。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重要的是建立起科学的安全监督体系，必须割断一切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利益链条。（王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