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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投资行为，就连喂养过程，“胖姐”也因为经验不足闹过好多笑话。有一次，测到一头小猪的体温为40摄氏度，让她吓坏了，以为是高烧，却不知这个体温只相当于人类的38摄氏度，属于略微发烧。她急急忙忙买来三九胃泰，提起小猪灌了下去，没想到小猪趴到地上几秒钟就死了。这让她懊悔地哭了好几天，后来才知道“生猪是倒肺，不能灌食，容易呛死”。
“胖姐”虽说自己很想把猪养好，但实际上她的投资属于典型的短线行为。就连她自己也承认当初之所以选择把猪舍建高，就是为将来留条后路：“要是养猪不行了还可以改成厂房，继续做槟榔。”这也让畜牧局的工作人员觉得很可笑：“想短期从养猪上捞一把，几乎不可能，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大猪场。”
未来：如果不养猪
吴买生介绍，在湘潭，返乡农民工养猪的并不多，即便有也是个别在外赚了钱的老板回来投资规模猪场。“养猪的门槛没有提高，谁想养都行，但养猪业的门槛已经提高了很多，对技术、资本的要求，普通农户已经很难承受。”卢国良说，“养猪致富已经很难成为农民工回乡之后的退路了。”
卢国良的感慨并非没有道理，剧烈的产业变局抬高行业竞争门槛之后，为普通农民工返乡致富关上了一道门，如何打开一扇窗已成为传统养猪村所面临的新命题。
两年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莫石奇还是青竹村的科技副村长，现在他成了村长。跟很多养猪户不一样，莫石奇只把养猪作为自己的副业，种西瓜、养鱼才是他的主业。“上半年种瓜，下半年养猪，一年四季养鱼。”这样的搭配让他躲过了一轮轮价格涨跌带来的风险。十几亩西瓜地，每亩产出6000斤，即便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每斤四五毛钱，也能有3000元的收入，行情好的时候则有五六千元。而种西瓜每亩的投入只有500元，加上人工费用也不足千元，风险较低，旱涝保收。
青竹村共有5000多亩土地，其中耕地2000多亩。前几年村里搞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了玉米、西瓜、蔬菜等种植和水产养殖业。现在，看到养猪业越来越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由于村里没有大型水库和排水沟，无法建万头的大型养猪场，只能在食品深加工上做文章，计划建一个红菜苔加工厂。卢国良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村民年均收入达到8480元，在湘潭的农业村中名列前茅，但这其中就有养猪业60%～70%的贡献。而今行情下跌，预计今年人均收入下降5000元，只能靠增加劳务收入来弥补。
去年春节前，卢国良作为唯一一名村支书代表，去中南海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会上，卢国良谈的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与生猪养殖，总理有关“惠农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的承诺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眼下看，不久的将来，青竹村可能要离养猪业越来越远了。青竹村虽然距离湘潭市只有十几公里，但因地处丘陵山间，两年前本刊记者来访时，仍未看到有任何城市化的迹象。而如今，内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来，3公里之外的九华工业园正在迅速壮大，城市化的脚步已经步步逼近，湘潭市提出来的口号是“再造一个新湘潭”。今年计划征地1万亩，“相当于两个青竹村”。青竹村两个村民小组已经纳入了明年的征地规划，每人10万～15万元的安置费，用来购买一套每平方米450元的住房还有剩余。
看到未来的城市化趋势后，青竹村很多靠养猪赚了钱的人，这两年最大的投入都在房子上，以求将来一旦征地能够获得更高的补偿。村民李森林在自家屋后平整了一块空地，正准备建一栋新猪舍，却迟迟未能开工，为了节省征地费用，工业园禁止村民新建住房，博弈正在进行中。不过，住楼房、去工厂打工，这样的生活相信离青竹村已经不远了。
距离湘潭40多公里的谭家山镇新泉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对于这里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村长唐令告诉本刊记者，以前家家户户养猪，在经历了这一轮暴涨暴跌之后也急剧减少，存栏量从2007年的7000多头下降到了现在的2000头，“但镇上新建了三四家规模在5000头以上的大猪场，随便一家都超过整个村子”。
新泉村外出打工的人并不多，土地，成了唯一的资本和出路。唐令介绍说，靠着去年土地流转政策的放宽，村里2000多亩水田，现在已经有一半参与了土地流转，“大户承包四五十亩水稻，全机械化种植，小户打零工。”按照唐令算的账，只有规模化种植才有利可图，水稻300多元/亩的利润能挣2万元，机械租用费能挣2万元，冬季种油菜又能得1万元，“每年五六万元的收入，让一部分种田的人也能先富起来”。■
猪肉价格为什么会大起大落
——专访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
三联生活周刊：这几年，生猪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加剧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有什么社会背景？
乔玉峰：首先，从农业规律来讲，养猪跟粮食生产密切相关，市场表现则滞后一年。粮食丰收，下一年的粮价低，养殖增多，价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我国畜牧业供给短缺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处于供需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阶段，受进出口贸易影响较大，受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石油、钢铁、玉米等原材料价格都会影响到猪肉价格。
其次，畜牧业养殖模式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规模化养殖提了很多年，但从2007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后才开始有了实质性进展。经过上一轮疫情和猪肉涨价，国家看到了散户养殖的脆弱性，加大了规模养殖扶植力度，希望通过他们对市场起到支撑和稳定作用。
此外，疫病风险对市场影响越来越大。现在跨国疫情越来越多，加之我国的养猪场基本都是品种混杂养殖，一旦发病很容易蔓延。生猪市场管理体制仍然不顺，预警机制不健全导致市场信息缺乏。原来养猪有9个国家部门来管理，现在减少了6个，农业、商务、质检、发改委、防疫等部门各管一头，信息流通不畅，很容易造成“齐抓不管”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这一轮从2007年到2009年的市场涨跌，除了市场基本规律之外，政策的刺激作用有多大？
乔玉峰：在这一轮市场涨跌中，国家政策的刺激性作用最大。母猪补贴、规模猪场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母猪保险等全方位的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近200亿元，其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全是前所未有的。
猪肉消费在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中占到65%，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2007年面临不断高涨的猪肉价格，国家压力很大，出台这样的政策来稳定市场是无可厚非的。但没有想到社会性投资的热情如此之高，到2008年10月份，全国母猪存栏量已经占到总存栏量的11%，高于9%的正常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大户兴起，小户退出，这种产业调整的必要性与意义在哪里？
乔玉峰：从全国范围看，2007到2008两年间，规模化养猪户增加了10%～15%，总量已经超过散户，未来还会进一步提高。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人畜分离，有利于开展防疫工作，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其次，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通过规模养殖场培养专业化的养殖队伍，产业才能升级，才能解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另外，现在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年轻人，就业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大多不愿意留在偏远农村养猪。
三联生活周刊：考虑到有限的市场容量，行业外资本，甚至是国外资本大量进入我国养猪业，会不会对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从长远看，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生猪生产的平稳发展？
乔玉峰：在政策刺激下，国外资金进入养猪市场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大可不必惊慌。据我们调查，高盛、德意志银行等国外投行进入我国养猪业，背后都有国内大企业的合作支撑。我国养猪产业年产值6400亿元左右，占畜牧业产值近50%，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产业集中度较差的局面难以改变。同时生猪是无法保存的鲜活产品，基本无法通过控制价格形成市场垄断，也很难形成产业链垄断。畜牧业是长线行业，很难短期套利。更何况，这几年国内的养殖、饲料、食品加工企业也已经壮大起来，民族工业不会在国外资本面前不堪一击。相反，我们有20多万亿的居民储蓄，民间资本非常活跃，少量外资进来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
考虑到我国的土地、水、粮食资源紧张以及人口过多，未来发展适度规模的标准化养殖是比较现实的。国家的扶植更应该在提高产业质量上下工夫，支持原种猪生产，提高规模养殖户的技术含量，在母猪保险、生猪期货、行业预警等方面加快发展。争取拉大市场波动的周期，从现在的两三年到四五年，同时降低市场波动幅度，从现在的10%～20%降到3%～5%，这样我国的生猪生产才能健康平稳发展。■
(感谢实习记者陆晴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