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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海南“豇豆事件”报告处理结果，三亚市委问责4名干部，市农业局长被通报批评，并责令在媒体上道歉，另有调研员被通报批评一人，农业局副局长被停职检查6个月一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长被免职一人。
报道说，“经过一系列措施，三亚豇豆价格回升，市场趋于稳定”。这就是说，豇豆事件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再继续发生了。我既不知道市场趋于稳定是不是属实，也不知道一个主管官员何以面对海南蔬菜的形象污损，更不知道一个官员何以面对有毒蔬菜在全国销售对国民身体和心理造成的损害。
作为一种工作机制，问责对官员来说是被动的、刚性的约束，这种机制必须要有，只是如果这已经成为唯一的责任方式，那么官员便不再有个人的愧疚可言。他只是听候“组织处理”，而自己基本无须带着政治道德、个人良心去参与事件的善后过程，他变成一个机器零件、一个物件，而不是一个从事公共事务的人。
这样的问责，或可使官员担心仕途受到影响，担心面子比较难堪，而不足以使官场恢复政治伦理和为人的良心，事情完全可以“不往心里去”，何况仕途的影响可能也是短暂而轻微，因为被处理可能只是比不被处理要坏一点点，而且问责以后要复职，这不仅已是惯例，而且将要成为制度。
海南豇豆事件的处理是无甚新意的，但这一事件的出现还是有新意的。国产大宗农产品被国内监管机构报告有毒，并成为公共事件，这是第一次。
大宗农产品面对不特定人群，被公众所消费，却不受严格监测，或者监测不合格以后不成为公共事件，都会给人营造一种“平安无事”的表象。而在“平安无事”的表象后，消费变成了一种不能过多考虑安全性的忍受过程。人们对国内食品市场安全性的一般感受，就处在这种“认真不得”的状态，“弄明白了，你就什么都别吃了”。
以前，也有不少农产品出口受阻的风波。这些风波，大多会被解释为“贸易摩擦”，国际市场上相关国家的检测则被解释为“绿色壁垒”。好像农产品出口受阻是受到了刁难，而非产品本身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出口产品一向是质量高于内销的呢。这既为“出口转内销”提供了市场，而且可能还激发了一种特殊的自豪：看，我们的经济是何其强大，以至于别人都得靠刁难来对付我们了。
到底是绿色壁垒，还是安全门槛呢？我们要查处的，难道只是几家制作劣质品的作坊？难道一种有毒的东西变成了大型产业、支柱产业，就得以享受行销无阻的待遇？
“中国制造”，要与什么样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呢？先不要在意它是否与廉价、劣质等等挂钩，起码先要与有毒、不安全脱钩吧。
当然，“中国制造”的声誉，往往靠海外市场建立，所以我们也确实向海外市场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物品，这不仅构造了一种国民与外国人的消费等级，而且事实也会证明，一个不能平等对待国民的市场，不仅不足以赢得尊重，也不足以建立“中国制造”的声誉，只不过使国民的生活品质降到吃有毒食品而不以为意的水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