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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云说，他们在农村搜集数据时发现，大城市周边的农民认为，种菜不如打工。一年收入都是三五万，种菜“靠天吃饭”，市场风险大，盈亏没谱，而打工既安稳又省心，还可以坐收土地租金。他说，即使有人在家里种菜，也多是老人和妇女，一些农民甚至干脆把田地摞荒，举家外出打工。
基层农业干部表示，虽然现在菜价不断上涨，但农民种菜的积极还是不高。种植在整个蔬菜产业链条中，仍是成本最高、收益最低的环节。那些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种植的业主们，也常常因为管理不善、蔬菜品质不高、市场信息把握不准等情况，出现亏损，影响种菜的积极性。
种菜不赚钱，“卖菜的”同样反映赚不到多少钱。《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蔬菜的批发和零售也不是高赢利性环节。零售菜贩李大锐说，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要一直卖到晚上七八点钟。夫妻俩租的是一间只有15平方米的小房子，供养着老人和两个孩子，一分钱都不敢乱花。
成都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董事长马贤平告诉记者，这里是面向成都市区的最大鲜菜批发市场，年蔬菜交易量在100万吨左右。企业当初投资了3亿元，但基本属于“公益性经营”，每年利润只有一百多万元。
应考虑对低收入家庭蔬菜消费直接补贴
多位农业干部和蔬菜种植经营户们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蔬菜产业目前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受气候、灾害和其他行业影响较大，又事关社会稳定和谐，急需有效措施扶持。他们建议:
一是应鼓励发展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南天云说，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种植蔬菜，不产生人工费用和田地租金，与公司化蔬菜种植相比，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可为稳定蔬菜产量和价格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完善产业发展规划，科学调整蔬菜生产布局和供应。成都市农委表示，根据不同自然和生产条件，他们按“全域成都”的理念对全市蔬菜生产进行了“线面结合”的布局，利用周边地区气候、光照、成本、交通等优势，建立季节性补充蔬菜基地，强化成都市的“菜篮子”保障。
三是建立和完善困难群体保障机制，做好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兜底”工作。郭金安说，菜价上涨城乡居民生活影响利弊共存，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增收，一方面增加市民支出压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低收入群体保障机制，防止菜价过快上涨对这部分人群造成较大冲击，就能有效控制因为菜价波动传导的社会影响。
他说，成都市已经设立了副食品价格调整基金，补贴低收入家庭购买“爱心鸡蛋”、“学生奶”等。对蔬菜方面的补贴资金，目前仍多用于生产地建设，下一步也应考虑对低收入家庭蔬菜消费的直接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