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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9日，湖南太子奶集团破产重整结果出炉，破产管理人陈建宏告诉记者，“这天的媒体报道出来以后，株洲市政府从上到下，都是高兴的。终于着陆了。”
到此为止，株洲市主导对民营企业湖南太子奶集团的“托管经营”模式，已经完成使命。
这一创新的政府救企模式，曾被普遍寄予厚望。然而，成立高科奶业托管经营半年之后，随着太子奶北京、湖北二厂2009年下半年相继关闭，2010年初高科奶业变身为软银控股的民营公司以及今年8月政府委派的托管官员文迪波被双规，株洲市托管民营的尝试已黯然失败。
正当株洲市政府上下对破产重整案表决结果欢天喜地之际，也许是对政府托管模式作一反思和总结之时。
市场边界被跨越
从2008年末危机爆发，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恳求政府出手相救，到与托管的政府撕破脸皮，似乎一直在破坏规则的人是李途纯。
但深究其源，反复践踏承诺和约定，来源于内心对失去股权的焦虑。这要说到李途纯及三大投行股东与株洲市政府签订的托管经营协议，该协议规定，一方面政府租赁厂房设备托管经营；另一方面，由政府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太子奶，降低资产负债率。一旦引资成功，地方政府从股东手中受让得到44.14%股权，而李途纯方面的股份则由61.6%降为27%。
这是一份将托管经营与引资缠绕在一起、将托管经营所生发的相关债权债务与股权缠绕在一起的协议，责权利定位极为模糊。
一位知情人士分析说，如果政府主导引资成功，政府可以收回经营投入和所得，为什么要拿股权呢？这似有与民企争利之嫌，而如果引资失败，政府要那些股权又有什么用？
拯救之心反引夺产之恨，最终陷入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势力角斗的汪洋大海中，强势只能成强弩之末。在最后的破产重整表决中，实际上，这一托管协议已经被管理人认定不具法律效力，最终弃而不用。
这份托管协议赋予了株洲市政府经营者和重组人两个角色，随后政府方面派驻官员高调入主。其派驻的官员文迪波亦是官员与企业家双重身份兼于一身。政府显现出大包大揽的“气魄”，但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此被跨越。
投资环境被伤害
而无论是经营还是引资，作为真正股东的李途纯和三大投行都被撇在了一边，即使企业处于危机时期，这些权利是否应该由政府来行使，也值得商榷。
太子奶出现危机，并非由于经营不善，主要是资金管理不当造成了资金链断裂，其生产经营秩序并未出现混乱。
有人士分析，政府若要插手太子奶一事，也不应主导经营，经营团队仍应保持原样，既可稳定原有经营者情绪，政府也不至于因经营问题泥足深陷。即便托管经营，摊子也不宜铺得太大，株洲一地的厂房和设备即已能够满足当时市场所需。将托管区域扩散至北京和湖北，最终造成管理半径过大，人员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