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论”贬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食品安全牵涉较广，下游关系到民众健康，上游影响到相关产业发展。如今问题频发，侧重前者，优先考虑食品安全理应成为社会共识，但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孰轻孰重往往成为辩驳焦点，而以“国情论”敷衍食品安全的现象亦颇普遍。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就表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按照国情来制定标准，不仅仅是要保护自己的健康，同时还要促进整个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既要保护健康，又要促进产业发展，大凡讨论食品安全话题，似乎都必须围绕这样一套思路来展开。对于习惯辩证法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逻辑往往可以征服不少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体会，很多人也有切身的体会，如同“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发展策略，尽管它备受诟病，但即便在今天，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仍然付出了相当的生命健康代价。“发展至上”的逻辑可能不太光彩，却是现实生活的普遍法则。

从人性、人权的高度论证，生命健康的重要性显然高于经济发展。只是生命尊严实现之难却显而易见，今天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被置于和经济发展一样的高度，并不是因为“经济人”的自觉，而是社会舆论批评民众道德压力的结果。

这就迫使我们，在思考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回避经济发展这一特殊语境。王竹天的“国情论”一出，很多人从生命尊严高度反问“难道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这样的反问能吸引跟随者，却未能看到“国情论”的危害所在。如今民间对食品安全诉求强烈，“国情论”更大的危害在于，如果肯定“国情论”的正当性，那么就很可能陷入食品安全和经济发展两者重要性的相对主义。而在“发展至上”理念深入人心而食品安全尚处于价值宣扬的阶段，这样的相对主义是有所侧重的，其结果很可能是，双方根本无法实现平起平坐，更可能，食品安全陷入价值虚无，往往成为其次的选择。

经济快速发展的这几十年，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食品安全亏欠的几十年，讨论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回避这一背景。为什么当前对食品安全的强调是必要甚至是紧迫的，因为我们特殊的社会语境决定了，只有倾注更多的心力，才可能换得预期的食品安全效果。经济发展与食品安全可以共存，但大凡务实的人都应该清楚，和经济发展相比，追求食品安全将存在更大的困难。

周围世界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国情”，不能试图在轰鸣声中让更多人接受食品安全的主张。“国情论”可能让食品安全的希望付诸阙如，如果你真正想致力于实现食品安全，就不应该描述眼前的国情，而应该讲述食品安全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