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条“黑作坊”四年换了三个地儿 监管薄弱

　　一家没有生产许可证的辣条作坊，在食品安全监管日渐加压的背景下，从城市逃离至偏远农村，且几年来像“打游击”一样东躲西藏，负债经营，艰难求生。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暗访河南农村部分食品市场发现，这一辣条“黑作坊”的遭遇，堪称近年来农村“问题食品”现状的缩影：一方面，在监管力度加大、行业洗牌升级的双重作用下，类似不法作坊的生存愈发艰难；但另一方面，由集中到分散、由半公开到地下隐蔽作业的新趋势，也对原本监管力量就比较薄弱的农村食品市场提出了新的挑战。

　　“黑作坊”四年换了三个地儿

　　“工人都在家过年，现在还没法生产，但眼下是旺季，得做好开工准备。”农历正月初九，《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豫东某县县城见到老贺的时候，他正开着一辆半旧的面包车忙着采购原料，主要包括一些食用油、香精调味料等。

　　41岁的老贺是一家麻辣小食品作坊老板，入行至今10年有余。2011年4月，他把自己的作坊从老家江西南昌迁到了河南郑州。交通便利、原料成本低廉、劳动力资源丰富，多重优势叠加之下，彼时以郑州管城区为中心，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小食品产业带。

　　就在老贺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之际，一场针对小食品加工厂的整治风暴不期而至。2011年5月22日，北京市查处60种不合格调味面制品，有53种出自河南，其中36种集中在管城区。重拳清查之下，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老贺，只好将刚投产的作坊转移至河南汝州市。但不久后，又悄悄地回迁至离郑州较近的新郑市一处城乡接合部。

　　2014年年底，因为所租民房面临拆迁，老贺再次将作坊搬到了更为偏远的豫东某县乡下。这也是不到4年的时间里，这家辣条“黑作坊”的第三次搬迁。

　　“从春节前到学校开学、正月十五这段时间都是旺季，但现在到处都查得严，我节前只生产了半个多月。”老贺说。

　　记者注意到，在城市监管加压之下，像老贺这样将作坊搬迁至偏远农村“打游击”，正成为小食品生产的一种趋势。在离老贺作坊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沿着约3公里长的乡道，两边分布着10来家麻辣食品厂，都隐蔽在高墙大院、铁门紧闭的民房里，没有门牌和厂名，只有空气中弥漫的油腻腻的麻辣味，提示着这些加工点的存在。

　　工人边抽烟边干活

　　几经周折，记者得以进入附近的几家麻辣食品厂区内部。已经开工的几家食品厂，现场情景基本相同：巨大的简易车间里，两名工人负责给不停转动的搅拌器添加原料，并将高温膨化后的麻辣条等产品倒在传送带上。几十名女工成排就座，不停进行小包封装。

　　和几年前在郑州暗访所见相比，上述作坊堪称“鸟枪换炮”：一是场地面积明显扩大。从两三间房子几百平方米大小扩大到占地1000多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000多平方米；二是生产设备升级。从价值几千元的小机器换成了10多万元的生产线，全线开工每天可产上千件，仅包装女工就要四五十人。

　　说起作坊生产的卫生状况，老贺直言：“以前原料、产品都在地上的，确实是乱搞，现在基本不下地了，真的好多了。”

　　然而细察之下，操作不规范与可疑之处仍不少见：以车间工人为例，除了围裙外，多数没有戴手套、口罩和帽子，有的工人边抽烟边干活，还有的手指缠着创可贴直接抓取辣条进行封装；生产所用食用油都装在数十上百只白色塑料桶里，从外面看不出任何标识。有的甚至成堆码放在污水横流的墙角。一位老板表示，整条街上的作坊，有的有生产许可证，有的没有，具体情况“不好说”。

　　记者还注意到，除了工人进场、下班，外来车辆运送包装等，平时这些作坊一律闭门作业，外人很难进入。加之隔着层层院墙，尽管现场机器轰鸣，从外面路过也难听出任何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