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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在长沙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研究员程国强谈及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时建议，从调整政策的目标入手，通过改革实施机制，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系统性。
程国强指出，近几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备受国家高度重视。2015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但仍存在“五高二低”的现象，即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价格、高成本、低消费量、低销售量。
“为了应对高成本的问题，当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提价。”程国强称，我国自2004年就开始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但仍面对着一些没有攻克的堡垒需要等待实施探索性的改革。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坚持并合理调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形成合理比价关系；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防止出现卖粮难；调整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改进补贴方式；优化中央储备粮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也强调了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
对于正在推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程国强认为，原则上改革必须注重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推进价补分离、积极稳妥。既要坚持市场导向，从根本上消除价格支持对市场的扭曲影响，也要更好发挥政府支持和调控作用，配套建立农业生产者补贴机制，使其在改革中利益少受损、甚至不受损；既要促进农业调结构、减库存，又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滑坡。
他认为，想把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必须厘清改革的逻辑——从调整农业支持方式入手，认识到保护农民利益并非只有价格支持这一种工具。比如通过直接补贴实施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不挂钩的补贴则实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保险等；此外，也可以通过综合服务来支持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动植物疫情防控体系建设、粮食安全储备。
与此同时，他也分析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粮食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三高’问题日益突出，下游产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国际谈判压力增大等，政策实施效果逐步衰减，外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各类粮食企业库存5.8亿吨，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消费量，同比增长33%。稻谷库存达1.5亿吨，相当于国内消费总量的80%；小麦库存超过1亿吨，接近于国内消费总量；中央事权稻谷、小麦库存大幅增加，仓容严重紧张，政策实施已难以为继。
“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国内玉米价格大幅回调，东北产区价格由上一年度每吨1900—2000元下降到目前不足1500元。”他说，如果最低收购价不及时跟进调整，东北地区稻谷相对玉米的比价优势将更加明显，有可能出现稻谷对玉米的大面积种植替代；西北地区则会出现小麦对玉米的种植替代，由此将使稻谷、小麦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究竟怎么改变现状？改革的方向或要把握的底线是什么？程国强提出了自己的一番思路。他认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上，首先得调整最低收购价的政策目标，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其次，改革最低收购价的实施机制，增强政策的有效性。第三，要综合配套施策，增强政策系统性。他进一步解释称，改革最低收购价政策，表面上是只针对粮食收储制度政策，而实质上是全面综合配套的政策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他建议，在保持政策构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价补分离”原则，逐步分离最低收购价政策“保增收”功能，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建立相应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能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口粮支持政策体系。
他还提供了两种改革路径。一是调整政策实施范围，保持目前政策执行范围，有利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口粮生产，但粮食“三高”问题可能继续存在。二是分阶段、分步骤调整政策实施范围，保持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的基本稳定，第一阶段考虑暂停实施早籼稻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最低收购价调整完善的试点，继续实行小麦、中晚籼稻以及粳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阶段，根据3到5年的时间把最低收购价调整到一个“合理水平”，分期分批调减粳稻、中晚籼稻、小麦最低收购价的实施范围，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体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消除市场干预和扭曲影响。
他将“合理水平”解释为，将最低收购价调低至生产成本，去除政策的“增收”功能，即“托底收购、价补分离”。这将促进回归最低收购价政策的设计初衷，突出“保供给”、“保底线”的政策定位，即弥补农民种粮成本，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有利于稳定口粮生产。
此外，在他看来，要深入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配套政策不可少。改革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市场、产业上游与下游、财政承受能力与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化解库存与促进种植结构调整等关系。而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粮食收储机制，合理安排消化库存，创新粮食市场调控体系，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