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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新一轮通胀发生机制，无法回避总需求过度扩张与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方面原因。过去五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率，近两年增长率更在11%以上，超过过去30年平均增速，也应超出潜在供给增长能力。晚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在需求面突出特点，是贸易顺差增长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连续保持22%-23%，是此前20多年同一指标值10倍上下。尤其是2007年宏观经济明显偏热背景下，贸易顺差增长对总需求贡献率仍在22%左右居高不下，与1978-2004年该指标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逆向变动形态构成鲜明对照。可见从总需求角度看，通胀主要是外需增长过快结果。
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滞后和我国大规模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贸易顺差增长与资本账户顺差同时发生，外汇储备超常增长，构成基础货币持续快速扩张压力。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量发行央票试图对冲并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加以抑制，在外部经济关系严重失衡背景下仍难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过量增长。用外汇储备加上国内信贷衡量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2007年初从18%左右快速上升到最近23%左右高位，构成通货膨胀的货币扩张背景。
搞对价格、管住货币
改革开放30年经验可以从不同方面探讨总结，从微观体制和宏观调控角度看也许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搞对价格、管住货币。所谓搞对价格，就是通过市场化取向体制改革理顺资源配置关系，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微观机制保证；不仅指放开价格，还包含产权改革、鼓励竞争、对外开放、反应外部性成本等一系列制度层面安排。管住货币则是要通过利用货币和其他宏观政策手段，保证总需求和实际经济增长在接近潜在供给能力水平运行，应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不同方向宏观失衡，为长期经济成长创造稳定的短期宏观运行环境。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在两方面都面临新困难。与侧重从结构性角度解释通货膨胀思路相适应，我们较多采用调节特定商品供求和物价管控手段应对物价上涨。这类政策虽在短期内有可能“按住”物价，然而如果宏观失衡深层根源未得真正解决，通胀压力最终仍却会释放出来。另外这类政策本身也会客观存在“一边漏油，一边加油”问题。例如严格限制粮食出口确实有助于短期平抑国内粮价，然而同时具有对粮农额外征税效应，客观限制了农民从国际市场难得有利行情中较多获利，与政府提高农民收入施政方针也不完全一致。另外电力、汽油等领域价格管制政策，虽然直接政策动机可以理解，也不同程度妨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并且会通过补贴消费效应增加深层通胀压力。因而从长期看，仍需要更多借助市场机制作用，在搞对价格基础上治理通张，不宜过多依赖价格管制治理通胀。
任何一次通货膨胀，货币扩张都是必要和充分条件；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过度供给也是必要和充分条件。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造成的，也不是说每次通胀都是政府是有意多发票子的结果，更没有说其他原因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不管现实生活具体根源如何复杂，最后总要通过货币扩张来引发通货膨胀；反之，治理通货膨胀也不可能绕过货币紧缩。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宏观经济稳定目标。去年以来采取了包括人民币加快升值、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方面总量调控必要措施。然而由于宏观形势分析存在认识差异，认为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不是明显通货膨胀观点影响较大，调控政策较多集中在调节猪肉等商品供求以及特定物价管控方面，宏观总量调节措施力度相对不足。下一步需要更加重视治理通胀宏观调控目标，对策选择从调控物价为主转变到管住货币和总量管理为主，彻底扭转通胀加剧势头并为今后长期较快增长提供相对稳定宏观环境。
(作者：卢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