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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赔偿优先’的规定，也是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才规定的。我们发现，按照规定，行政罚款就已经先让三鹿破产了。所以国家不能先把钱拿走，而是应该让民事赔偿优先。”李援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各相关部委对草案的每条规定都抠得非常细，“一定要明确责任和权力所在，以免将来出了事故之后责任不清”。
立法部门抓住了这次难得的自我修正的机会。到2008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第三次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已经作出了8项重要修改。
“尽管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些修改意见坚持写上了。”李援说。
跨越两届常委会、经历了四次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得以通过
“食品安全法草案针对三鹿奶粉事件作出规定，非常必要和及时，也顺应民心。”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新草案这样评价。
2008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又活跃起来。
如果没有重大分歧，法律草案一般经三审就会通过。那么这部在提交三审前作了较大修改的草案，要不要付诸表决?常委会组成人员有了分歧。
有委员认为，这次三审不安排通过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部涉及到民众生命健康的法律，应该认真地再审一审，再广泛听取一下人民群众的意见，让它更科学、更合理。但也有人建议这次会议审议后通过，因为“百分之百、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现在很需要这样一部法律”。
但是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普遍认为，修改后的草案还是有不足，尤其是监管体制问题。
“许多委员都提出，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都是在分段监管体制下发生。如果还维持这种监管体制，我们的食品安全现状就不可能改变。”李援说，这也是我们这次立法特别关注的问题，属于我这一段的我管，不属于我这一段的我就不过问，就使得一些信息、一些事故的处理不及时，造成我们的食品事故一旦发生，尽管有这么多部门，事故仍扩大和蔓延。“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教训非常深刻”。
“现在一下子让国务院把体制完全理顺还不太可能，但是这件事又非常重要。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体制的问题，以后再理顺。”牟新生等多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设立国家级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在草案二审时就曾有人提出过，但未被采纳，在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终于被立法者接受了。“这是在分段监管体制之上的一个很大的推进。”李援认为，“有了一个国家层级的协调机构，就可以对各个底下监管部门的总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出现问题以后进行协调，然后把这些漏洞都给补上。”
接下来，全国人大又采纳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对三鹿奶粉事件中出现的“明星代言”问题作出规定，要求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
草案的四审，原本被安排在2008年12月进行，但由于一些重要问题尚需明确，四审又被顺延两个月。2009年2月28日，跨越两届常委会、经历了四次审议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以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经表决通过。
回顾食品安全法的立法过程，李援深有感触地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催生法律的制定，在世界各国都不例外。”
不过还是有人对此感到“后怕”———如果没有三鹿奶粉事件，或者发生在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又将是怎样的情景? （宋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