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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我国古称“菽”，为五谷之一，包括黄豆、青豆、黑豆等，原产于我国，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国传播出去的。 1936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1.2%，但如今仅位居世界第四，前三名美国、巴西、阿根廷2008年的产量分别为8050万吨、5760万吨、 3220万吨，而我国2008年的大豆产量为1610万吨。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年消费大豆约5000万吨。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进口大豆 3744万吨，比上一年增长21.5%；2009年进口大豆4255万吨，同比增长13.7%，创历史最高纪录。
然而，一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我国大豆产业，却受制于四大跨国粮商—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占据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为75%。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2002年取消大豆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之后，国外大豆潮水般涌入中国，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国内大豆业不会忘记2004年之痛。2004年，国际粮商得知当年3月中国采购团到美国采购大豆的消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从220美元 /吨暴涨至391美元/吨，创15年来新高。中国采购团在此背景下硬着头皮签署了购买合同，随后大豆价格跌至266美元/吨，国内大豆产业遭受重创，压榨行业巨幅亏损。国际粮商乘机兼并中国大豆加工骨干企业，控制其大豆采购权。如大连华农曾经是我国最大的大豆压榨企业集团，但由于在2004年价格波动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将广东东莞的压榨厂转让给嘉吉，将广东湛江压榨厂部分股权转让给德国托福，将南京华农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邦吉；山东三维集团不得不将日照大海油脂企业转让给邦吉。一年间中国1000家规模以上大豆压榨企业被压缩到90家，其中64家被外资控制，占据中国榨油总量份额的85%，从此我国大豆产业链被外资打断，并形成“南美人种大豆、中国人买大豆、美国人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进口大豆均为转基因大豆。2008年转基因大豆占有我国77%的市场份额。转基因大豆和大豆油之所以能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主要原因是其出油率高，一般在19%~22%，成本低，价格低，而国产大豆出油率为16%~17%。据悉，大豆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其效益相差1500万元。在此冲击下，就连我国大豆主产区、占全国大豆产量近一半的黑龙江省，当地60多家大豆加工企业经常停产，进口转基因大豆油在黑龙江占有的市场份额高达80%，地产非转基因豆油难觅踪迹。
黑龙江被称为国产大豆的“最后堡垒”。与沿海油脂企业直接加工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不同，当地食用油企业多年来加工的是本地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但这一不成文的行规或共识在转基因大豆的围剿之下，正面临严峻考验，如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的九三油脂本来是坚定的“东北原生大豆”加工商，近年来被迫在大连、天津、广西沿海等地开设了几家工厂专门加工进口大豆，以摆脱生存危机。
中国大豆正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困境，对此中国大豆协会于2010年2月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攘外”方案，内容主要是促进我国大豆企业做大做强，降低对外依赖度，建立自主定价体系，形成自主品牌等。但显然其执行难度大，且见效慢，缓不济急，那么国产大豆产业怎样才能迅速扭转败局、占据有利位置向对手展开有力反击呢？
重新定位“食品安全”
战略的目的就是采取行动以改变历史的演进趋势，即创造历史，控制未来。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中国大豆产业要赢得人民心智，不能再依靠打民族牌，经历娃哈哈与达能纠纷事件、朱新礼要把汇源当“猪”卖给可口可乐事件、苏泊尔被法国SEB并购事件以及“三聚氰胺”等事件，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在公众心目中已模糊了界限，何况市场上常见的使用进口大豆的大豆油、调和油品牌，如新加坡丰益的金龙油、中粮集团的福临门（事实上，中粮集团是大豆进口量最大的国内粮油企业）等，让人们从品牌名称与生产企业上分辨商品是否使用国产大豆并不容易。有效的战略应该是简单的，这就是把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竞争，重新定位成非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大豆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