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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河北昌黎县西刁坨村村民韩立荣被判刑5年，罚金7万元。5年是该刑期的上限。韩立荣的丈夫姬庚亮称自己一直在打工，对此不知情。不过他同时又说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判得这么重。2009年，他也曾给羊喂“瘦肉精”，被查到后只是罚了几千元。韩立荣之所以没丈夫“幸运”，是因赶上“严打”。(8月16日《新京报》)
因使用“瘦肉精”喂食“健美羊”而被重判，你无法说这是值得庆祝还是值得同情。从教育警示的层面来说，判刑或许是对民意最好的交待，是对公权作为最好的宣示。但就事实而言，其行为后果受罚或许在法律上行得通，在情感上却无法交待。重处了一个“羊农”未必能掩盖所有的问题。
被判刑5年，罚金7万元韩立荣是不幸的，一是因为严打“运动战”，标靶指向明确，意图清晰，使其行为后果可能超过日常惯例。“从快从重处理”里面，有先入为主的人为因素；二是在法不择众，当地喂羊瘦肉精已多年的情况下，其作为一种非典型中的典型，碰巧成为执法打击和民意宣泄的集中点。所以，才有了丈夫姬庚亮被查到后只罚款几千元而妻子韩立荣被判刑5年的差异。
“瘦肉羊”里没有秘密，因为“瘦肉精”泛滥之下，无论猪羊都难以逃脱。跟“健美猪”一样，农民的趋利性固然是一个方面，可监管部门的失位，市场需求的倒逼又何尝不应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双汇“瘦肉精”事件中，过高的“瘦肉率”门槛，市场畸形的消费观，让农民在“使用有财路，不用是死路”中选择，逼迫农民必须违法选择“瘦肉精”。同时，行业的秘密引导，监管的虚位以待，使这种行为由最初的“星星之火”到最后的“燎原之势”，从个别使用者的“浅尝辄止”，到最后的“无所顾忌”，使用者的习惯定势与行为递进，很大程度上是自身以外的各种因素累计所致，如同“放水养鱼”一样，无拘无束之后换来了“血的代价”。
假若我们处于重处一人的狂喜中，并保持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那足以证明我们缺乏理性。事实上，“瘦肉精”的疯狂是一个社会病灶的个体显现，要是我们不能从一个“不幸者”身上反思背后的原因，那么处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类似的“悲哀者”。假若我们的监管足够到位，“瘦肉精”的使用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得到了制止，受到了处罚，又何以有后来之患？从某种意义讲，“瘦肉羊”的如果有一条流水线，那么使用者只其中处于末端的一环，其上游的经纪人、协会、企业、监管者等等，也具有传递的作用。社会它律机制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倒产生相反的误导，那么将板子打在某一环上，就是对其他环节责任的忽视和放纵。
退一步讲，即便养殖户的行为不对，但没有人去告诉他为什么不对，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对他的行为进行帮助和教育，那么所有的责任就不能全归咎于他一人。那些负有管理、引导、教育的环节，都应承担固有的责任，接受鞭子的责罚，从而为过错买单，以彰显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叶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