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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3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据报道，针对名人、明星代言食品应否究责的问题，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司法解释规定的犯罪主体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一般理解来看，不包括做广告代言的明星。”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的意见，被媒体解读为“明星代言问题食品不担责”，并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最高法有关负责人现在认定“明星代言问题食品不担责”，这是否意味着，《食品安全法》的上述规定失效了呢？
《食品安全法》关于明星代言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而对虚假广告的认定又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明星明知（或基于现有条件应当知道）广告内容虚假，明知代言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仍然为其代言。现实中，从消费者到司法机关都很难查证，某个明星明知食品存在问题却仍然为其代言，所以《食品安全法》实施近四年来，全国尚未出现过一起明星代言食品被判担责的案例。但是，这只能说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适用门槛较高，而不能说明其已经失效。
《食品安全法》规定明星代言担责，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虚假广告推荐食品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情节不严重，未触犯刑法，代言明星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种是情节严重且触犯刑法，代言明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不在此次最高法、最高检《解释》规范的范围；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符合《解释》明确的标准——“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四）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应按食品安全犯罪共犯论处。
问题在于，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在虚假广告环节的犯罪主体，“从一般理解来看，不包括做广告代言的明星”，相当于把代言明星从食品安全犯罪共犯中摘出去了。不过，这里的“一般理解”不是正式的司法解释，似不应排除作其他理解的可能。
2009年5月，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药品虚假广告有如下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等犯罪的共犯论处：……（四）提供广告等宣传的。”看得出，最高法、最高检先后就办理涉及药品和食品刑事案件发布的两个司法解释，在针对虚假广告的规定上，两者的原则和宗旨是一致的。时任最高法副院长熊选国就“明星代言药品”问题表示，明星如果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仍为其代言，符合《刑法》的规定，也应视作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共同犯罪处理。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危害不会比代言虚假药品广告小，为何前者可能承担连带刑责，后者却可免于刑责？
这个问题不能模糊、敷衍下去，司法机关应作出更加权威、明确的解释。于骞（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