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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公开比媒体监督更有利”
新京报：向北京市工商局申请“信息公开”是你们做的第一起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事情吗？
何兵：不是，去年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了，第一个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函是发给工信部的。去年，工信部下发了《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7 月1日后在我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这个事情当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中心就发函要求对方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但我们后来没有盯下去，因为后来这个规定没有执行下去，中途停止了。问题既然解决了，我们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新京报：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想起监督政府进行信息公开？
何兵：我们发现对于政府监督，光靠媒体不行，对于媒体的质疑，政府往往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对待。我们就觉得可以用申请公开信息的办法，你不公开信息，我可以到法院告你去。这种方法比媒体监督更有利，至少可以按照制度的框架来执行。
新京报：至今已经给多少个政府部门发过信息公开函了？
何兵：加上北京市工商局，已经要求3个部门公开政府信息了。
新京报：你们每次要求对方公开政府信息，是以什么名义？
何兵：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名义。
“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信息都应公开”
新京报：你认为政府都应该公开哪些信息？
何兵：很多信息涉及北京可持续发展，都应该公开。比如空气质量，前一阵官方消息发布北京只是受到轻度污染，可老百姓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官方就应该公开污染标准、检测地点等细节信息，让老百姓明明白白，不能总是发布一些粗线条的数据。
新京报：此前你们是向国家部委发公开函，今后关注方向将会落在哪儿？
何兵：今后有可能还要关注区县政府。我现在所在的公共决策中心研究的东西比较多，下一步有个想法，看能不能专门组建一个“透明政府研究和促进中心”。
新京报：会不会有人说你们的这种行为属于“找茬”？
何兵：国家提出建设“阳光政府”，大家一起摸索往前走吧，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要为敌就好。就像我们一位老校长说的，学者所能做的就是呐喊，我们只能提醒这个社会、提醒政府。按照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呐喊一步一步延续下去，总有一天会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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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网站推出“漂白蘑菇事件信小学生还是信工商局”投票
信小学生1122票信工商局8票
近日，“鲜蘑被漂白”事件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继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发布“食用菌合格率为97.73%”的市场抽检结果后，中国食用菌协会4日又在媒体上表示“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相反，在一家网站发起的投票中，1100多票选择“相信小学生”，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公布检测结果后再未发出声音
一家网站推出“信小学生还是信工商局”的投票，至4日晚，3119票中，选择“相信小学生”的有1122票，占第一位；选择“国家专业机构还不如一个小学生，悲哀”的有656票，居第二；还有616票选择“工商局说人家‘不科学’，你倒是出一个‘科学’的呀”；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
自从公布抽样检测结果后，北京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再没发出自己的声音。“新华视点”记者多次联系北京市工商局后，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学生这种科学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对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是否科学“不便过多评论”。至于是否有人说过小学生的调查不科学，“目前无从查实”。
相关部门至今未找做调查小学生沟通
“如果有关部门放下姿态，去和这名小学生沟通，邀请市民代表参与选样过程、邀请中介科研机构参与检测过程，公众还会如此质疑吗？”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设问。事实上，至4日晚，无论工商部门，还是“不相信小学生实验”的中国食用菌协会，都未找张皓及其指导老师沟通。
竹立家指出，有关部门不管公布的信息是否真正解答了公众的疑惑，不管信息要素是否齐全，这直接导致信息公开流于形式，“这种工作方式和态度实际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
“北京几千万人吃饭，市场上仅酱油就数十种，仅靠一个工商部门几十上百号人，显然不可能完全监督好。”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提出，目前一些监管部门的鉴定机构不对消费者个人开放，因此消费者怀疑食品被污染时很难检测或举证。如果畅通这个渠道，无疑将壮大食品安全监督力量。
据新华社电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
